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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雎》写一个贵族男青年爱上了一个女青年。男子向女子表白，但是“求之不得”，并不顺利。女子好像也对男子有意思，所以一直在他眼前采摘荇菜，似乎是在给这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机会。小伙子也不傻，“琴瑟友之”后，全诗以热热闹闹的“钟鼓乐之”终章，似乎是喜结连理的结局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出镜率很高的荇菜是什么菜？女主人公和作者为何青睐这种植物？
商周时，烹调方式有限，蒜蓉清炒都谈不上；动物油脂在当时是稀罕物，植物榨油在魏晋才多起来。想来这个女子不过就是在鬲里、甑里煮煮荇菜，连汤带水一起吃，就是“羹”。清汤寡水的荇菜“羹”也不会多诱人吧？另外野菜自生自灭，也不像人工栽培的植物那样扎堆生长，所以才有“良莠不齐”的成语。为了填饱肚子，人们往往会采一大堆菜。单单对荇菜感兴趣，应该有深层次原因。
《毛传》说：“荇，接余也。”《尔雅·释草》云：“莕，接余，其叶‘苻’。”郭璞说：“长短随水深浅，江东食之，亦呼为‘莕’。”这里的荇菜，也叫“莕”或者“接余”，是种可食用的水草。它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，节下生根。圆形或椭圆形的叶片漂浮在水上，很像睡莲，还有小黄花。它不仅受古人青睐，今天也被大量种植，既能观赏，又能食用，还能入药。《唐本草》说它“主消渴，去热淋，利小便”，《本草纲目》说它“捣敷诸肿毒，火丹游肿”。
那么，这个姑娘是要治病，所以单单采荇菜吗？我们忽略了一点，故事是人讲的。《诗经》最初是民谣，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，被“太师”这类乐官“采风”，并进行了复杂的加工创作，再呈现给帝王和其他贵族。从质朴的民谣到成为《诗经》之首，它经历过很多人的修改润色。诗中描述女子采摘荇菜，“左右流之”“求之”和“采之”，表现出十足的画面感和重章叠韵的节奏美。我们完全有理由推论，该诗只写荇菜，而不写其他野菜，也有艺术加工的因素。
这个荇菜，可不是一般的水草。章太炎先生的《小学答问》中有这样一段精到的分析：
问曰：《说文》无嫱，《春秋左氏传》曰“以备嫔嫱”，“宿有妃嫱嫔御焉”，本或作牆，果牆字欤？答曰：阳鱼对转，牆声转则为序，牆、序一也，故声转亦为伃（伃与序同从予声）。《说文》：“伃，妇官也。”又曰：“婕，女字也”；“嬩，女字也。”嬩、伃盖同字。汉妇官有婕伃，其名义盖先汉而有。杏曰接余，故《诗》以杏菜比淑女，以其声同婕伃，犹狸曰不来，以狸首比诸侯之不来者矣。妇官曰伃，借牆为之，毛嫱、王嫱亦本以牆借为嬩字，所谓女字者矣。
这里可能有人疑惑，《说文解字》这本解释古文字的字典，怎么没有“嫱”字啊？王昭君不就叫王嫱吗？《左传》也有“以备嫔嫱”“宿有妃嫱嫔御焉”的记载呀。太炎先生精通于文字音韵，深知上古时期“音近则义通”的道理。他说，按照音韵学中“阳部”和“鱼部”有对转关系，读音接近，“嫱”和“序”是一回事儿，“序”也可以转为“伃”，《说文》有“伃”和“嬩”，就相当于“嫱”字，都和女官、女字有关。汉宫女官有婕妤，次于皇后，按照太炎先生的思路，其名大概在汉代之前就有。《汉书·外戚传》颜师古注说：“婕，言接幸于上也。妤，美称也。”荇菜又叫接余，谐音婕妤，故《诗经》以荇菜比淑女。人在水边见了接余，就联想到了美女婕妤。
这样似乎越说越离奇了，一个男子，居然想到帝王的女人“婕妤”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只有一种可能，男子地位不低，似乎就是帝王本人。《诗经·关雎》序云：“关雎，后妃之德也，风之始也，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。故用之乡人焉，用之邦国焉。”《诗大序》：“《关雎》《麟趾》之化，王者之风，故系之周公。南，言化自北而南也。”按照汉代人的解说，这首诗说的是后妃之德，表现“王者之风”，还和周公的教化有关。这已经暗示了读者很多文化信息，只不过说得不明确。女子怎么就是后妃了？这和王者又有什么关系？可能是汉代人对其历史背景过于熟悉，无需解释，但今人看起来觉得有些摸不着头脑。
宋人讲得很清楚，欧阳修《诗本义》说：“君子以述文王太姒为好匹，如雎鸠雄雌之和谐尔。”朱熹《诗集传》说：“女者，未嫁之称，盖指文王之妃大（太）姒为处子时而言也。君子，则指文王也。”欧阳修和朱熹大胆猜测，这个男青年是周朝的圣君周文王；采摘的女子是周文王的夫人、武王和周公的母亲、著名的贤妻良母太姒。《诗经·大雅·思齐》有描述太姒的记载：“思齐大任，文王之母，思媚周姜，京室之妇。大姒嗣徽音，则百斯男。”这是说，文王的母亲太任、文王的奶奶太姜、文王的妻子太姒都很贤良淑德。太姒善于继承前人美誉，给周文王生儿育女。
有人说，这么对号入座多牵强啊，我们读完了《关雎》，也没发现采摘人的身份线索；即使读一百遍，也未必明白其所以然。这个质疑在五四以后非常流行，人们提倡解放思想，把《诗经》从封建礼教的背景中解放出来，于是包括毛传、郑笺、朱熹注都不要了，从诗歌本身入手，探索上古歌谣到底说了什么。这样的思考是有道理的，尤其是破除了封建时代对《诗经》烦琐的牵强附会。然而人们忽略了，古代学者的注疏，有时可能有大量上古文化背景做支撑。许多内容，上古先民习以为常，不加解释人们也会懂；可是这些信息到了后世，人们会不明白或者产生误读。关于《关雎》“后妃”“文王”“太姒”的解释，就有合理性因素。
其中有一个有力证据：《关雎》诗中有琴瑟、钟鼓，这几种乐器的级别可不低，古代只有大贵族才能用到，绝非农夫村氓所能见到。《墨子·三辩》说：“昔诸侯倦于听治，息于钟鼓之乐；士大夫倦于听治，息于竽瑟之乐；农夫春耕夏耘，秋敛冬藏，息于聆缶之乐。”诸侯、大夫和农夫级别分明，诸侯才用钟鼓，这和周文王的推论合拍——周文王是商纣王封的西伯。而且把它放在《诗经》第一首，如果主人公不是重量级人物，也担当不起。如果我们综合钟鼓、琴瑟和荇菜这些文化信息来考查，就会明白，这个说法恐怕不是汉儒和欧阳修、朱熹的杜撰。
古人赋予荇菜以深刻的文化意蕴。孔子说《关雎》“以色喻于礼”“反内于礼”（上博简《孔子诗论》），强调“礼”对本能感情恰当的约束作用，让人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（《诗大序》）。“琴瑟友之”“钟鼓乐之”是“礼”，“参差荇菜”也是“礼”。它通过谐音双关，向人们传达了含蓄朦胧的审美观念，以及“礼作于情”（郭店楚简《性自命出》）“礼节民心”（《礼记·乐记》）的伦理态度。这不仅是饮食，也是哲理；不仅是发生在古代的故事，也能被当下的我们所理解。
◎本文原载于《光明日报》（作者李凯），图源网络，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如有侵权，请联系删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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